（新春走基层）雁门关外的电力守护者******
中新网朔州1月31日电 题：雁门关外的电力守护者
作者 高雨晴 刘旸
凌晨时分，戴上围脖和手套、裹上厚棉衣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变电分公司雁门关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刘伟和运检员郑鑫拿着测温仪和手电筒走进设备区，对设备进行巡视。刺骨寒风如刀割一般，没一会儿两人的脸就冻得通红，睫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雁门关换流站位于山西朔州，作为雁淮直流的起点、“西电东送”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保持安全高效运行，持续将山西北部地区丰富的火电和风电资源输送至华东地区。
春节期间，雁门关换流站内，最低气温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这种极寒天气，对换流站来说是一次严峻挑战。为确保雁淮直流这一“西电东送”重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雁门关换流站运维人员每天身穿红蓝相间的工作服，为换流站设备“问诊把脉”。
运维人员正在查看设备状态。“注意一下5013断路器B相7号气室压力。”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主控室值班同事的声音，“那里之前出现过漏气缺陷，要着重检查一下。”刘伟和运检员郭兴随即前往相应位置，使用检漏仪进行气体漏气检测。
“还好没什么问题。这么冷的天，很可能又出现气室漏气的情况，咱们可千万不能大意。”两人顺着设备区，将所有气室逐一检查了一遍，等回到主控室时手脚已经冻僵。
对于雁门关换流站运维人员来说，极寒天气中进行巡视作业早已成为一种习惯。“想到我们的辛苦是有意义的，能够守护千家万户春节的灯火，挨这点冻也变得值得了。”刘伟说。
“你们赶快暖和暖和，我和郑鑫去现场再看看伴热带运行情况。”张国是一名老“电力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30个年头，也是他第7次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春节。
在他看来，这份坚守中不仅有沉甸甸的责任，更有见证电力事业发展的喜悦。“作为一名老电力人，从传统的220千伏变电站，到500千伏变电站，再来到±800千伏的换流站，看到电力设备和输电技术的更新换代，确实感到很自豪。”
和张国相比，刚工作第五年的郑鑫还算一位新人。尽管工作年头不长，但今年已是他第2次春节在站里值班。从老员工的身上，郑鑫传承这份爱岗敬业的精神。
“春节不能回家过年，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春节保电工作重要性可想而知，从现场巡视、检查数据到后台分析比对等，每一步都不能有一丝松懈。”郑鑫说。
巡视工作结束时，天已微微亮。条条银线织成电网，根根杆塔连成输电长廊，凡人微光守护着万家灯火。(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网信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