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访问丨沙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不止能源!中沙这些领域潜力巨大******
2022年11月,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沙特萨拉曼国王能源城项目行政楼、礼堂、医院等五栋建筑及附属工程 中新社发 杜林 摄
文/王恩博
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6年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让这个中东国家成为近期各方关注焦点。
中沙经贸合作由来已久且关系紧密。长期以来,沙特是中国主要原油供应国,连续20多年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2013年起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此访期间,两国元首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合作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未来双方哪些领域合作潜力值得挖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如何对接?沙特在华规模最大私营企业与多家中企合作建立合资公司,看中了什么?
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沙中商务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对此给出答案。
可持续发展和高科技领域合作空间广阔
国是直通车:疫情是否对中沙经贸交往带来影响?未来双方合作在哪些领域还有潜力可挖?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自2016年沙中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经贸往来不断加深。2021年沙中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30.1%,达到创纪录的873.1亿美元。此次中国领导人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更加印证了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将这一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度。
近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不仅对两国贸易和投资规模增长表示赞赏,同时也鼓励加强两国私营部门的投资伙伴关系,促进双方在能源、汽车工业、供应链、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交通和物流、采矿业、金融等领域合作。沙中两国在多领域都存有良好合作机遇,并在可持续发展和高科技领域有甚为广阔的合作空间。沙中两国企业已经在太阳能、风能、水电等众多新能源领域达成了合作,中国公司也成为沙特5G通信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在沙特占据较高市场份额。尽管受疫情影响,两国企业沟通交流并未受阻,以线上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商务洽谈。
相信越来越多沙特企业未来将持续关注中国市场,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与优秀的中国企业在沙特“2030愿景”支持的相关行业中达成合作共识,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服务带到沙特以及中东北非市场,创造双方共赢。
沙特关注中国多领域先进技术服务
国是直通车:中沙双方正努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对接,二者有哪些契合之处?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2016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提出“沙特2030愿景”,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减少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将沙特建设成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全球投资强国以及亚非欧枢纽。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使沙特以及中东北非地区的各行各业不断释放出蓬勃发展红利。
随着沙特“2030愿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对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看到了沙特乃至中东北非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目前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金融科技、自动化等新兴领域都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服务和产品,沙特在以上很多方面可以“一步到位”积极引进目前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助力中国企业实现相关技术和服务的本地化,并为当地市场创造一大批工作机会,助力沙特“2030愿景”实现。
随着沙特“2030愿景”的推出和落地实施,我们(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在华业务也成功实现了转型,从传统的服装纺织出口拓展到携手中国企业共同寻求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高端消费品制造、科技、教育、物流和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机会。成立至今,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团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已与150多家公司接触,多家合资公司成功进入到落地执行阶段,并有多个涉及人工智能、医疗科技、高端消费品制造、教育、金融科技、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正在洽谈中。
仅在2022年,集团便与多家中国行业领头羊达成战略合作,覆盖物流、矿业、医疗科技、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我们期待携手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在以上领域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分扮演好中国企业通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门户角色。
国是直通车:您提到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近年来与多家中国企业达成合作并建立合资公司,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我们很早就开始到中国与当地企业和商会组织进行商务沟通往来,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这些年,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在创新和高技术发展领域,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十年前的第34位提升到现在的第12位。
沙特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大量引进先进科技来助力相关行业转型升级,而很多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都有很好表现,在沙特“2030愿景”提到的相关行业都处于世界领先位置。通过与中国行业龙头企业设立合资公司,我们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引入沙特与中东及北非市场。合作伙伴是通过深入的市场研究及洞察筛选而来的,集团对与合作伙伴建立深度合作很有信心。
签约600亿元!沙特巨头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国是直通车: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来华经营超过20年,已经成为沙特在华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在哪里?未来在华经营有何发展规划?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集团看好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的新机遇。尽管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疫情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仍然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
此次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期间,沙中企业间签署了一系列投资协议,涵盖绿色能源、绿氢、光伏、信息技术、云服务、运输、物流、医疗、住房和建设工厂等多个领域。在这期间,我们也和十几家中国企业共签署了总金额达6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协议,涉及工程建设、采矿、能源、科技、医疗、制造、金融等多个领域。未来,我们相信中东市场的发展潜能会得到更多中国企业认可和重视。作为通向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门户,我们将继续通过长期积累的优势资源,联合更多中国企业在上述领域实现合作共赢。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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