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化企业彰显担当 创新发展动力强劲****** 文化企业彰显担当 创新发展动力强劲 ——第十四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述评 光明日报记者 鲁元珍 12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提名企业名单正式揭晓。这一年来，全国文化企业坚持深耕细作、攻坚克难，尽管面对着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影响，作为中国文化企业“第一方阵”的“30强”企业始终奋进在行业的潮头。它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心创作文化精品，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在出版、传媒、影视、动漫、文旅等领域亮出了一张张出色的成绩单。 坚持“双效统一” 彰显社会担当 多年来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的华侨城集团，如今已布局了全国近100座城市，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达1668.09亿元，其中文化运营收入1017.48亿元。透过这张闪亮的成绩单，可以看到骨干文化企业出色的市场竞争力。 从数据看，本届“30强”企业总体经济规模进一步壮大，2021年度合计主营业务收入5288亿元、净资产7170亿元、净利润466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均创历史新高，净资产首次突破7000亿元大关。 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上榜企业在承担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始终走在前列，积极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文化企业的使命和担当。近年来，华侨城集团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文旅融合+美丽乡村”“产业帮扶+乡村振兴”形态，目前参与建设和运营的特色小镇及美丽乡村近30个，并在全国多地开展湿地保护工程。上海电影集团旗下影院以“三步走工作法”服务老年观众，旗下技术厂完成了8部无障碍版影片制作，铺设完成江浙沪无障碍至爱影厅70个，进一步满足视障人群“看”电影的需求。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考验，文化企业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在抗疫中彰显责任担当——中原出版传媒面对疫情和洪涝灾害的双重压力，不计成本将学生教材按时送达全省1700万学生手中；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先后为22个封控小区提供后勤服务和物资保障，为25个隔离酒店维护设施设备，提供86类物资近6万件，出动“爱心大篷车”供给各类生活物资超10万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数十种疫情防控主题出版物，助力普及新冠疫苗接种相关知识，并向海外输出多种语种版权；华数数字研发“华数温感通智能平台”等产品，助力基层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开辟互动电视“助农专区”，缓解农产品滞销困境。 创新融合发展 新业态不断涌现 创新、改革、转型，是文化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趋势，文化企业积极投身融合发展的大潮，践行着“文化+”战略，在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中取得了新的成绩。 在“30强”企业中，内容出版行业占据了13席。面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产业环境变化，出版行业积极探索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以内容为核心开发多形态产品，展现自身的创新活力。 《永乐大典》VR版、《美的常识》有声版、《幸福的末可可》融媒体绘本……这些新产品都是中国出版集团践行内容与技术融合发展的成果。在多年来坚持业态创新发展的努力下，集团的融合平台资源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中华经典古籍库”新增上线资源2.5亿字，新技术应用能力进一步提升。 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已是连续14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经过多年的创新实践，各业务板块都包含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实现了发展模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产业结构由单一的出版传媒业态向“一业为主、多元支撑”的复合业态转型。中国工信出版集团推出的《听！国宝在说话》等产品入选2021年度“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2021年，新兴出版业务收入7034万元，同比增长33.5%，融媒体图书实现业务收入2.3亿元。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积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大力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业务收入在文化主业中占比45.7%，其中皖新K12智慧教育云平台被评为全国数字化校园优秀方案。 多年来，出版行业深入践行融合发展理念，不仅实现从单一的传统纸质出版向全媒体、全IP、全产业链转型，还持续不断推出新业态、新产品，成为其保持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密码”，为传统文化企业的转型发展引领了方向。 上榜企业中，还包括上海米哈游、北京蓝色光标等互联网企业和数字企业。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这些企业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将技术与创意、文化、内容结合起来，为传统文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模式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等方面成为标杆典范，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深耕优质内容 打造文化精品 《我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长津湖》……近两年，一批主旋律题材电影成为“爆款”，赢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背后，离不开一众影视公司的潜心创作和经营。在此次上榜的文化企业中，华策影视、华夏电影、中影集团、上影集团都是影视领域的“排头兵”，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深耕优质内容创作，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己任，将一批批优秀的精品力作奉献给广大观众。 中影股份围绕建党百年等各个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工作，创作生产了《悬崖之上》《峰爆》《我和我的父辈》《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一系列优秀电影作品，全年累计票房239.60亿元，占同期全国国产影片票房总额的60.01%，市占率比2020年、2019年分别提升了27%和42%。上影集团作为主要出品方出品了《长津湖》《爱情神话》等影视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沪语电影《爱情神话》更是成为年度“现象级”的高口碑海派精品之作。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主控宣发的电影《守岛人》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首部献礼影片，实现票房过亿元。 此外，多题材、多样化的影视内容不仅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还成为助力“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如华策影视推出了《月光变奏曲》《八零九零》等反映各行各业创新奋斗、精彩逐梦的现实题材剧，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装题材剧；《刺杀小说家》多语言版本同步在海外多国热映，票房破10亿元，虚拟拍摄、动作捕捉等数字化拍摄制作技术，有力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制作水准，成为行业标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4K纪录片《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全球发行播出区域覆盖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总触达人次超5亿；百集4K微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累计收视超过2亿人次。 坚守着服务人民的初心和使命，“30强”企业作为文化行业的杰出代表，始终秉承着精品意识，深耕优质内容生产创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批批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在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9版） 网信彩票地图 |
